我们之前有一篇文章相比公平，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平等｜记者行思，讨论过平等与自由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种价值取向，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划分了政治上的左右，也决定了公共讨论的基本坐标。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提到，平等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它既可以是形式平等，比如现代国家“一人一票”的选举；也可以是机会平等，强调公平，为了弥补现实差异，在制度设计上并不简单地抹平差别。
这一次，我们把目光移向价值光谱的另一端，自由。
和平等一样，自由的含义同样丰富而复杂。但在日常讨论中，关于自由，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
“太自由了不就乱了吗？”
《肖申克的救赎》剧照
当这样说的时候，人们脑海中投射的自由，是散漫、无规矩、为所欲为。在一个重视秩序、强调等级的社会里，这种理解并不少见。并且，一旦预设“自由会带来混乱”，接下来就很容易追问一句：你要自由干什么？
但自由真的如此令人恐慌吗？如果我们还记得象征法国革命的那幅画《自由引导人民》，如果还记得国歌里那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如果还记得美国建国时“五月花号”的故事，那么就不难发现，在这些看似差异巨大的历史叙事中，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恰恰是曾受压迫的人对自由的向往。也正是这种对自由义无反顾的争取，推动人们开辟了新的天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并不是某一国、某一文化的特殊偏好，而是一个几乎全世界都能理解、也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价值。它并不保证结果，但常常是人们开创更好生活的必要前提。
那么，什么是自由？如果要把自由解释给自己的孩子听，你会如何回答？
《死亡诗社》剧照
在一般讨论中，人们最熟悉的一种分类，是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提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所谓消极自由，指的是不被人强迫的自由：不被随意限制行动、表达与选择，不被暴力直接压制，用更学术的说法，是“免于他人干预或支配的自由”。这是现代法律与权利体系最基础的自由形态。
从某种角度看，消极自由似乎也是最低层级的自由。想想那些最“自由”的富人，他们可以全球旅行，用金钱购买他人的时间与创造，看起来几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再多追问一步，自由似乎并不仅仅是“没人拦我”，它还意味着，我是否真的有条件、资源和能力，去选择不同的人生路径。
《小妇人》剧照
如果一个人因为没有积蓄、背负债务而不敢辞职，想休息却无法停下，即便形式上没有人强迫，他依然被结构性的条件牢牢锁住。于是，自由又被理解为一种积极自由：我能选择什么，我可以去创造什么样的人生？
如此，“积极自由”强调的是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自我主宰与集体自决的能力，也就为解放运动、革命运动提供了正当性。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
如果我的选择，本身并不完全出自我的意愿，而是被算法或他人意志根据我的焦虑、恐惧和偏好所不断塑造呢？如果我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为何想要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商品、某种成功路径呢？
在这个层面上，自由就变成了：我是否理解自己的欲望从何而来，以及我是否有能力拒绝它。
一个被欲望牵着走的人，看似选择很多，实际上却未必自由。
走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意识到，自由确实是一个值得珍视的价值，但如果不加约束、不必承担后果、也缺乏分辨放纵与自由、诱惑与向往的能力，那么人并不会因为自由而变得更好，反而可能迅速滑向堕落。
人不一定会因为自由而变得更好，也可能迅速滑向堕落 / AI制图（诺言）
困难又来了，现代法律很难、也不应当深入干预人的内心世界，在这一层面，自由更多依赖阅读、修养和德性来支撑。
而在制度层面，现代社会主要通过权利来保障自由，其中一个关键机制，就是明确划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在私人领域中，我的选择属于个人事务，即便他人认为不妥，也只能劝说，而不能强制干预，否则就构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但，什么是私人领域？什么是公共领域？
在前现代社会，这一界限并不清晰。比如，在传统中国，关起门来就是家事，父母体罚孩子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再比如，在高铁上，有人公放视频、脱鞋占座，也往往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
现代社会，正是在不断厘清这些边界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了今天对私人权利与公共秩序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借用古代希腊的情况来解释，本雅明·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中，他通过比较古希腊城邦和近代社会，指出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并非一回事。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在古代，公民的自由主要体现在直接参与公共权力之中，公民身份高于个人生活，但与此同时，私人生活几乎不存在，思想、宗教与行为高度受集体监督。可以说，古代人的自由，是公共事务中的政治自由极大，而私人生活中的个人自由极小。
而现代人的自由，恰恰相反。它建立在私生活扩展的基础之上，主要表现为财产、言论、信仰、迁徙、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以及不被随意逮捕、审查和征用。现代自由的核心，是对私人领域的保障。
最后，如果把这些讨论综合起来，还需要再介绍汉娜·阿伦特对自由的理解。
阿伦特既不认为自由是“我想不想”“我要不要”这种内在意志的问题，也不认为自由等同于私人权利的安全，更不接受把自由理解为历史必然性的革命叙事。在她看来，自由发生在公共行动与言说之中，是一种与他人共同出现、共同承担风险的实践。
她高度重视公共世界，认为如果把自由简化为“不干预私人生活”，公共空间就会不断萎缩。当公共空间消失，人便退回到生物性的存在，政治沦为管理，权力退化为行政。孤独中的个体，并不是自由被剥夺了，而是自由根本没有发生过。
汉娜·阿伦特
因此，她会说：自由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在世界之中、与他人一起、不断开始的行动。
理解了这些不同层面的自由，再回到开头那个常见的疑问：“太自由不就乱了吗？”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就连伯林本人，也曾警惕积极自由滑向暴政的风险。但如果回到我们的生活经验，会发现真正制造混乱与失序的，并不是自由本身，而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也没有能够守护边界与规则的公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