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期文化栏目《圆桌派》里，窦文涛、许子东、陈鲁豫三人围坐分析起了《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这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流行短剧，集当下所有热门爽点于一体：五十岁的保洁阿姨竟是流落在外的首富千金，与二十多岁的霸道总裁谈起了恋爱。
几个文化名人一面笑着念出这部短剧的名字，一面试图用严肃的戏剧解构手法分析其火热原因。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嘲讽。鲁豫一针见血：“我们这代人之所以对短视频感到不适应、感到抗拒，甚至带着一点点优越感去审视它，是因为我们享受过长视频时代的红利。”
这让我想起近年来被频频提起的一个词：“文化体力”。所谓文化体力，指人们消耗在文化消费、接收和理解文化内容及产品的能力与耐心。一个常被引用的片段，是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里，男主人公原本是一个喜欢电影和小说的文艺青年，上班后，却因为工作压力疲惫不堪，逐渐对以前喜欢的文学艺术丧失兴趣，转而沉迷于成功学书籍和肤浅的漫画。
这种被现实生活抽离的文化耐性，让很多人毛骨悚然。他们害怕，或者说已经意识到，自己也如同电影里的男主角一样，在日复一日的工作琐碎里，丧失了享受深度内容的兴趣和能力。大部分人将这份丧失归因于上班。疲惫的通勤、加班，房贷、育儿等生存压力掏空了体力和精力，空余时间便只想沉浸在没有营养的“垃圾内容”里放松自己，而非动脑动心去消化严肃的文化内容。
上班在今天已成为一切精力损失的罪魁祸首：没心思读书、看电影、谈恋爱，没心情旅游、做家务，都是因为上班耗尽体力。其实工作本身罪不至此，人是需要工作来辅助完成社会角色确认的。在类似的语境里，“上班”着重指充满限制的、琐碎且多线程的事务，比如繁冗的、流程式的任务，比如各种附着于人际关系和职场规则的边角料劳动。
但这类办公室工作其实不能覆盖所有人。有人的工作便是虽然重复却具有自主性，比如鞋匠、厨师和画师。只不过，上班归因论，是最能令大部分中产共情的箩筐。跳出这个筐来看，如果没有上班的因素，今天的人就能像以前一样耐心享受深度文化产品了吗？
选择面变多是客观事实，现代人难以忍受空白时间也是事实。如今30岁左右这帮人的学生时代，捧一本《读者》和《故事会》就能津津有味，也未必就是那时候对纸质出版物多么感兴趣，更大的可能性是媒介与电子产品的匮乏，以及手边恰好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读本。如果二十多年前的年轻人有智能手机，未必就会去打开那些书籍和长电影。
按照流行话语的说法，如果是工作的琐碎、当下的无序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消磨了人们阅读文化作品的意志，可在历史上，无数兼具个体与宏大叙事危机的时刻，文学与艺术却都能成为人们度过精神浩劫的寄托。
鲁豫口中的“时代红利”，是深度内容尚有呼应时代价值的时期。在鲁迅、茅盾等人还能执笔剖开社会痛点的时候，文学与艺术，是真的可以成为普罗大众的精神食粮。电影同样如此，且不说远，仅二十年前，一部讽刺喜剧片仍可一窥彼时社会风潮和大众关切。如今，短视频里的不少内容，倒是比一部食之无味的院线电影有嚼头多了。余华、莫言等为数不多活跃的当代作家，新作质量也乏善可陈，无关痛痒。
去严肃化的趋势，早自十年前“太长不看”被普遍理解时就开始了。长篇书籍和电影往往需要严密的逻辑，这种逻辑性极易触碰禁忌。而情绪主导的短视频，则用碎片化、娱乐化消解了严肃，真实的社会情绪，也被包裹在去中心化的即时信息里，泥沙俱下。
这么看，对“文化体力”消失的归因，更像一场安全、合群的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