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明确要求中小学校开设阅读课程、开展阅读辅导，并加强教师阅读指导培训。政策有了要求，怎样真正落实到一节阅读课里，仍是学校和教师要面对的问题。学生读了多少书，能否读懂，家长又该怎样参与？
10月16日，由中教社主办、中国教师报提供媒体支持、学而思大阅读提供技术支持的“阅读公益行——中小学阅读教学公益研讨会（广州站）”在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举行。
“阅读力决定成长力。”在这场研讨会上，出版家、作家聂震宁谈到，阅读对孩子的意义不仅是获取知识，还关系到理想信念、意志品质、共情能力和审美能力。教师需要先唤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再帮助他们理解书中的难点，但不能替学生完成思考。
他认为，评价一堂阅读课，不应只看读完了多少书，更要看学生是否愿意主动找书、能否养成习惯，并在阅读中获得思考和乐趣。聂震宁还特别提醒，对于中小学生，不宜过早依赖AI，应先打好整本书阅读的基础。
著名出版家、作家聂震宁作主旨报告
从阅读教学的设计，到阅读效果的评价，再到家庭怎样参与，这些问题贯穿了当天的讨论。数字工具也被带进了会场。它能帮助教师完成哪些工作，能否进一步改善阅读体验，同样值得关注。
读没读、读懂没有，阅读课如何评价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储召生注意到，人工智能正在改变阅读和写作的方式，但阅读最终仍是人与文本之间的交流。学生读书，不只是获取答案，也是形成感受、积累经验的过程；写作则离不开真实生活。他表示，《中国教师报》希望为教师和学生的阅读实践提供交流、展示的空间。
中国教师报储召生致辞
阅读的规模在扩大，但读书的数量和阅读能力不是一回事。据新华社2026年4月20日报道，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5年我国0至17周岁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为86.7%，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5.9%，均较上一年有所提高。数字能说明阅读接触情况，却无法单独回答学生是否读懂、能否独立思考的问题。
活动主办方中教社董事长、中国教师报运营总监梁颖宁谈到，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到《中国青少年阅读素养框架》，阅读教育既有制度上的要求，也逐渐有了更具体的专业参照。
2026年4月，教育部发布《中国青少年阅读素养框架》教育行业标准，提出“知识—能力—价值”三维模型，并将阅读素养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十二个梯级。梁颖宁表示，举办“阅读公益行”，是希望把政策、教学研究和实际课堂连接起来，让更多学校找到可以采用的阅读教学方法。
中教社梁颖宁进行开幕致辞
怎样把要求变成教师可以使用的工具？“阅读公益行”项目主任李兴介绍，智慧阅读教学平台以“六步教学法”组织教学流程，包含AI备课助手、可与书中人物语音互动的AI图书馆，以及题库检索、自主组卷、阅读进度记录和测评结果展示等功能。平台题库规模达到千万量级，AI备课助手可以将原本需要数小时的部分备课工作压缩至数分钟。
李兴认为，数字工具可以帮助教师根据学生差异调整教学，逐步走向“一人一方案”。不过，阅读进度能够被记录，并不意味着学生对一本书的理解就能完全由数据判断。工具如何使用，最终仍取决于教师的教学安排。
“阅读公益行”项目主任李兴分享智慧阅读项目经验
学而思大阅读在此次活动中承担技术支持工作。团队介绍，此前走访了全国30个城市的730所中小学，发现学校的需要并不一致：有的希望将已有阅读经验推广到更多班级，有的需要提升教师指导能力，也有学校缺少完整、易使用的教学资源。针对这些问题，学而思大阅读围绕教材中的“快乐读书吧”开发教学资源包，并推出六维能力测评、智能学伴“布布”等工具，辅助教师备课和了解学情。
团队还表示，计划继续为“阅读公益行”提供技术资源，推动每年十余场全国巡回活动，并启动“火种计划”，向学校提供数字阅读资源。
智慧阅读教学平台
从区域到课堂，阅读怎样融入学校与家庭
阅读课不只发生在课堂里。如何让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持续支持，是当天讨论的另一项内容。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副会长彭娅提出，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力量应在阅读中承担不同的角色，不能只把读书任务交给学生。
广州市中小学德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教研院德特所副所长袁志芬结合广州多年推动智慧阅读的实践提出，区域层面需要让不同学校都能获得相应的阅读支持，尤其要考虑城乡学校在资源和条件上的差异。
作为活动举办地，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许昌良介绍，学校通过“共生阅读体系”设置不同的阅读场景，聘请“阅读点灯人”，并以“小种子阅读法”邀请家长到校共读。校方希望借此让阅读从课堂延伸到家庭，但具体成效仍需要持续观察。
真正进入课堂后，教师还要面对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怎样带学生读完一本书？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丁之境结合新课标提出，整本书阅读需要根据不同文体安排方法和任务，并形成适合不同学段的教学路径。丁之境强调，应当给学生保留自主选择与理解的空间。
特级教师吉春亚则从多年一线教学经验出发，区分“教课文”与“教阅读”。她主张以单篇课文带动整本书阅读，让学生学会从情节、环境和人物形象入手理解作品，再经过导读、阅读推进和交流讨论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断。她用“教师退后，读者前进”概括这一思路。
当天的“导读·探究·生长”圆桌讨论进一步谈到，阅读课既要有清楚的教学安排，也要让学生有时间提出问题、表达不同理解。教师自身能否保持阅读习惯，也被多位与会者反复提及。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政策回应。教育部等八部门2023年印发的《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加强教师阅读指导培训，同时明确不以考试或“打卡接龙”等方式检验学生读书数量和效果，避免给师生及家长增加额外负担。
（从左往右）中国教师报阅读版主编宋鸽、越秀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院务中心主任刘敏、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秘书长白宏太、广州市教研院教研员王惠、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庄晓红
从政策要求到教学方法，再到数字工具的使用，这场研讨会讨论的是同一个现实问题：怎样让阅读真正成为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的一部分。学而思大阅读提出的“火种计划”以及后续巡回活动，能否帮助不同条件的学校改善阅读教学，还需要在具体课堂中观察。
技术或许可以减轻部分重复性工作，也可以让阅读过程留下更多记录，但一堂阅读课最终有没有效果，仍要回到孩子本身：他们是否愿意翻开一本书，是否读得进去，读完后又留下了怎样的思考。